作者：清泉石资本执行合伙人刘晨茹
王静是一个女登山家，也是中国户外品牌探路者的联合创始人。她在人生的前四十年几乎做了许多人想做但不敢尝试的事情：创业、登山、拍纪录片，写书，并且还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年，她在登顶过9座米以上的雪山后写了本书，叫《静静的山》。里面记录了她登山过程中遇上的人和事以及内心的变化。比如，在高原上，一个登山者会遇到很多不确定性。首先是高原变幻莫测的天气。海拔米以上的雪山上，每一天的天气可能都不一样。一年中，3天以上的好天气可能只有1到2次。就算运气好天气晴朗，路上的冰川每天都在移动，冰层断裂、坍塌，巨大冰块东倒西斜，随便掉下一块都可能制造出一场雪崩。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不确定性就是确定的。你需要在这过程中克服内心的恐惧，并且尽量按照自己的节奏稳定向前。这种面对未知和变化的心里状态，我想在这几个月，许多人可能略有体会。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如果换到年初，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一则来自武汉的肺炎“传言”会成为今年最大的黑天鹅。截止目前，疫情对于中国本土经济，以及全球贸易的影响还在发酵。许多人开始担忧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衰退论、萧条论开始蔓延。相比在预期变化下一些资产价格波动，身边企业的关停，甚至所认识朋友生命的消逝更让人感慨万千。
我们似乎来到一个不确定的年代。过去的一些习以为常的规则正在被打破。一些未曾经历的风险逐渐暴露。似乎，变化相对不变更成为需要习惯的常态。动荡之下，渺小的个体在时代的大浪潮下似乎显得无所适从，就像一个登山者面对变化莫测的巨大雪山。这种变化，有时会生出对于中国佛家“无常”一词的重新认识。在国内疫情逐渐消散的初春，尽管外部环境风云变幻，被动的隔离也带来一丝清静。清静之余，观察身边人的行为，萌发一些思考，今天也在这里和朋友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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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面对自然到面对科技
“无常”在佛教中常有提及，大意是凡是存在的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无常”一词其实来源于易经，“易”即“变”，易经也是古代研究变化规律的一类东方哲学。
虽然“从前慢”，在古代，人们也要面临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只不过，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接受的信息过载，他们信息过少。我们早起看全球股市，他们会看天边的云朵——在农业社会，人们被困在土地之上。土地、海洋等自然资源几乎是唯一的重要生产资料。
于是，在那个时候，自然，是一个普通人日常主要面对的不确定性和未知领域。居住在农地的人类害怕突然到访的蝗虫。一些光景可能会面临旱灾，另一些年份可能会经历洪水。海边的人们出海捕鱼时要面临海上不知从何而起的风暴。日本、夏威夷群岛等居住在地壳活跃板块附近的居民还要经历莫名规律的火山喷发和喷勃的海啸。当然，在众多自然灾害中，瘟疫，也是其中重要一种。有学者统计，那种看不见的微生物，在人类历史上夺走的生命比战争还要多。
在面对这些自然带来的不确定时，人类曾经是渺小的，认知也极为有限。除去求助“神灵”之外，人们尝试通过经验主义和归纳的方法来理解自然变幻的规律。比如，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人为了理解四季，制定了二十四节气来指导农业。面对水灾和旱灾，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进行蓄水，并在此之上演变成大一统的国家制度。但是，总体来说，面对不确定性的终极问题上，希望还是寄托在各类神灵之上。比如，每年由皇帝作为代表向上天祈福来年风调雨顺；瘟疫发生时，不是发展现代医学研究病理，而是试图做法赶走“瘟神”。
在应对自然的不理解和不确定时，西方人民一开始也制造了各类神话，并在假想中创造了各种代表自然界的神灵。负责和神灵对话的祭司和主教也一度超过国王成为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但幸运的是，在希腊文明以及其传承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理性的光辉还是占据了上风。文艺复兴后，现代科学得以快速发展。在学科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于自然界规律逐渐有了客观、可度量、可验证的认知。于是，气象学和造船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渔民的不确定性；孟德尔杂交方法，使农产品种类和产量大大丰富；人们通过地质探测来预测火山喷发的周期；关于瘟疫，显微镜的发明和病理学的发展，让人们意识到那种幽灵一般的病痛并不是由巫婆或者其他神灵带来的，而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而阻隔这种病的方法不是烧死巫婆，而是修建公共供水管道，防止病毒传播。
“上帝已死。”几个世纪后，人类在自然面前，似乎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自然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而与人类认知增长伴随的，是工业革命和经济人口的快速增长。
可是，一个事物往往有两面性。科学技术带来人对于自然界规律的掌握，而科技发展的本身，也是新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政治经济学里有一个类似于力学第一定律的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于是，科技发展尽管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带来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改变一词比较温和，现实发生的，更多是社会动荡。
因为，回到人类蒙昧的时期，在科技相对停滞的数千年，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从奴隶社会跨越到农业社会后，大多数人被困在土地之上。农民负责耕种和修建水利；骑士（武士）负责维护秩序；贵族和国王拥有世袭的土地并负责制定规则；祭司和神灵（未知和不确定性）对话。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围绕着春耕秋收，交通和信息的阻断可以把一个务农的家族困在同一片土地数千年。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从大一统的秦朝到清朝，除了最上层人士的朝代更迭之外，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耕田的还是那种黄牛和那一类铁质的犁，穿的依旧是自家纺的布。如果生病了，老中医用的药方千变万化但没有质的改变。为了改变命运的读书人读的书，依旧是孔孟之道，朱熹略有改进，但离不开三纲五常。自然虽然无常，但终究离不开春夏秋冬。因此，当外族人进入中原时，汉族人民逐渐也接受了统治：换了皇帝，自己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然而，这一切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工业革命的发生而改变。接下来就是中学生在历史课本上都能学到的知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在英国率先爆发。资本家把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到了城市，成为工人。土地不再是唯一的生产资料。掌握资本和工厂新的资产阶级（现代换了一个名词，叫企业家）逐渐形成。他们在西方国家开始主导规则，依靠土地世袭的贵族开始没落。国王的时代结束了。最先通过纺织业进入工业时代的英国，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
关于这段故事，《狮王争霸》里有一段黄飞鸿和修蒸汽机的俄国人杜先生的对话。黄飞鸿说：“蒸汽机坏了就由他坏吧”。杜先生则说：“你太落伍了，你千万别小看这台蒸汽机，他的出现发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替代了人力，出现了大量的工业产品，提高了经济，所以有人预测，因为它的出现，这个世界将出现新的贵族，他们会替代皇帝，统治这个世界，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一样，都避不开这个历史变迁。”
杜先生在当时，可以被叫做“识时务者”。虽然从精神上同情黄飞鸿，但他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人物，虽然打赢了狮王大赛，但也和叶问一样逃不过被时代抛弃的命运。因此，如果说，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历史变迁”的动荡史，或者说“不确定”史，这些不确定的来源，是科学技术。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人类在二十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下，以美国为领导者，世界最发达的地区从工业时代跨度到信息时代。技术的快速演变下，变化相对不变更成为时代的常态。二十世纪初，杜先生提到的“新的贵族”还是做石油的洛克菲勒、造钢铁的卡内基。二十世纪中页则变成福特汽车和通用电器。二十世纪下半场，七十年代苹果和微软开始登场。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谷歌、脸书、亚马逊还有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成为引领者。
此外，除去芯片、电脑计算机等领域，全球性社交网络的出现让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这也改变了过去传播学的应用规律。“技术即媒介、媒介即讯息”。在其他条件都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过去一个疫情的消息，可能要通过官方媒体来发布。而如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真假讯息传播的节点。尽管肺炎病毒传播速度快，但相比社交网络上的信息，传播性最强的病毒也望尘莫及。信息的快速传播可以使得真相不被人为掩盖，也可能造成群体的非理性和恐慌（其中可能引发医疗资源的挤兑）。这些真假信息（比如桥水爆仓传言）的和由此带来情绪波动，也可能引起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
这些，都是在过去媒介基础上，瘟疫出现时不会发生的状况。也许，中国如果选择像十七年前SARS发生时，或者如今日本韩国一样应对。大家不会那么重视，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变化，许多企业和个体会相安无事。其他国家不会效仿暂停经济活动。但也许如果采取另一种相对消极的应对的方式，事情会变得更加严重。关于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大规模社会事件相对自然科学不同的是，它无法实验和重演。十七年前SARS发生时，中国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网络媒体，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融入全球经济。很难说，一个政府怎么应对从长期来说，是最好的，毕竟每个国家的情况并不相同。但放在当下，一场忽然到场的瘟疫，成为今年发生的最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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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和协作：基于信任和规则的融合
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学富五车的经济学家。除了《年大崩盘》外，他还写过一本记录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的书，叫《不确定的年代》。
正如书中所记录，大的时代变迁时期容易产生大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有时可以引领几个世纪的发展。
在工业革命发生的十八世纪，经济学的思想在崇尚开放的英国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亚当·斯密基于对英格兰工业革命的观察，开始写作《国富论》。《国富论》也是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亚当·斯密整个思想体系的大厦，是构筑在理性人的自私和分工合作之上：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分工合作，进而达到了总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后，大卫·李嘉图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国际贸易学说，国家和国家通过自身禀赋的认知进行分工贸易，这种行为可以增进彼此的福利，于是，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扩大到了国家之间。
关于亚当·斯密协作开放思想的传播，邓公在年发起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口号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些需要参考的思想，有些则来源于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其中就包括国家开放，允许并鼓励私有经济发展。事实证明，在近代史上，尊重产权并实行开放的国家往往发展的比较快；封闭自己选择不进入全球贸易协作的国家，往往被历史抛弃。英国、美国、亚洲四小龙，都是很好的例子。
当然，在进步的过程中，落后和保守势力会成为先进者前进的绊脚石。一个多世纪前，为了加速形成全球统一化的市场（当然，做这件事情的人更多基于自身的利益），在航海技术和病菌的帮助下，最先实现开放以及科技进步的国家开始在全球进行贸易并构建殖民地。这其中也伴随冲突和战争。战争往往都是由于一些农业国家统治阶层的不开放引起的。一个多世纪的战争进行下来，最终的结果是，谁不加入到国际贸易的行列，就会被枪炮把国门轰开——这也是中国近代史挨打的根本原因。
如今，很少有一个国家把自己和全球经济完全隔离开来。在国际分工上，最先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将其发挥到极致的国家往往率先实现了经济发展，这是亚洲四小龙的故事。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题。
“认识你自己”，这是德菲尔神庙上刻的箴言。在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一个国家认识自己也很重要。知道自己的发展阶段，禀赋，面对的现实和客观约束条件，并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怎么去。我想，在邓公改革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帮中国大多数人想清楚了这些问题。
想要融入全球经济，并不是那么简单，这需要和贸易伙伴建立互信的关系，这其中就要构筑统一规则和语言体系。在三十年前，世界通行的价值观是西方自由经济，国际语言是英语。要想融入世界，中国人需要暂时抛弃自己的文化和习俗：学英语，过圣诞节，看好莱坞电影。在知识体系上，构建西方体系是新的“政治正确”。比如，经济学上，引入西方经济学。管理上，学习麦肯锡体系下的德鲁克管理模式。在资本市场上，模仿美国证券法构建中国证券市场体系。在这方面，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尝试过并收效显著，新加坡独立后在李光耀的治理下进行的更为彻底（第一语言直接改为英语）。中国有更大的人口和更悠久的历史文化，在确认一些原则性事项后，改革开放，重视教育，发展科学技术，融入全球经济也成为国内的共识。
今天读这篇文章的朋友们，如果有耐心读到这里，我想很多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和幸运儿。幸运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恰巧也是全球化加快进程的三十年。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暂时结束了对社会主义的恐惧和不信任，把精力更多放到发展经济和构筑全球市场上来。拥有世界上最多劳动力的中国通过低端制造业大国的自我初始定位加入到全球统一市场，美国继续发展科技和高端制造，在芯片、操作系统等需要大量研发领域占据最重要的位置。美元是世界货币，英语是国际通行语言。大家在大卫·李嘉图的思想下分工协作，尽管偶尔有小的冲突，但大体相安无事，各取所需。成年人的世界里，利益一致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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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公平：一个涉及价值观的问题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朱民教授，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年，他曾经在《比较》杂志社的邀请下，在北京基金小镇做了一次演讲。那一次演讲的核心是，长达三十年的全球化和科技发展，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这些贫富差距，带来了民粹主义和保守势力的抬头。回顾这两年中美在贸易上的摩擦，欧洲发生的问题，不得不感叹他的视野和预见能力。感叹之余，也意识到，如他所说，相比瘟疫，这才是一个普通人未来要面临的最大的，来自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
如果说，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站在效率一边，那减少贫富差距，更多为了公平。物竞天择，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把竞争从一个国家扩大到了全球；从人与人之间，扩大到人与机器之间。竞争是残酷的，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人失去工作。这个过程在科技发展史中早有发生。有时还伴随着暴力和强迫，比如十八世纪，苏格兰的农民被烧毁了房屋，被迫进入城市；北美的印第安人则在杀戮中逐渐消减。
经过一百多年的文明发展，现在在大多数国家，已经较难看到此类暴力事件。但类似结果的事情同样在快速发生：如果芬兰的诺基亚没有掌握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中国的消费者就会选择买苹果手机。如果苹果手机创新能力变弱，人们会选择华为荣耀系列。如果台湾的人力成本过高，富士康就把工厂迁移到河南。如果中国制衣厂的工人也要求更高的工资，欧美的服装品牌也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给那里带来新的就业。如果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家不树立自己的品牌，就会被东南亚更有成本优势的代工企业替代。或者，选择走向另一条路：用机器替代人力，进一步降低人工成本。
如果从全世界来看，在合理的规则之下，基于自身禀赋的分工协作，可以增进彼此的福利。但是，不是每个人增进的幅度都是相同的。就像现在的中国，相比三十年前，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升。但是，在三十年多年前，最穷的人家徒四壁，最富的人群不过也只有台摩托车。而如今，在边远山区最贫穷的人可能依然还是家徒四壁，最富有的人已经可以和比尔盖茨一起讨论慈善。
中国有句很智慧的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人类许多幸福感的判断来自于比较当中。规则在大多时候是强者制定的，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公平。在一些国家，选举制下，会有不同的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当越来越多的受损群体出现时，要求公平的声音就会变大。此时，由仇恨引发的民粹主义，会借着“公平”的声音抬头。当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扩大之时，在短期利益和非理性的驱使下，保守和封闭的思潮和行为就会出现。
这也是最近几年，全球普遍发生的现象。于是，一些国家开始抬高贸易关税，理由是另一些国家抢了他们蓝领的工作。更严重的，通过干涉本国企业的行为，阻断科技领域全球产业链的协作。当不信任之门打开时，一个人的封闭，有时候换来另一个人的不信任。这有时候是一个逐渐叠加不断强化的过程。武侠小说里常有句话，冤冤相报何时了。说的是如果大家不断打击对方，彼此福利都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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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确定性：我们会如何选择？
今年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是中国企业家曹德旺“主演”的《美国工厂》。一开始，曹德旺选择相信美国管理层和美国工人，选择在关键岗位聘用美国高级管理人员，一年后工厂亏损。于是，曹德旺将美籍高管邀请来中国一起参加年会，并让国内管理人员和他们交流如何管理员工。几个美籍高管看到中国工厂的效率和工人的勤恳也大为赞叹。回到美国后，开始尝试用中国式管理方法进行改良。但实验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美国工人纪律性较中国工人相差甚远。不得已之下，曹德旺最后把美籍高管撤换，派出中国高管。但依然选择给全体美国工人加薪以换取认同。一年后，工厂由亏转盈。
但是，在纪录片的最后，有一个镜头。大意是，工厂在管理成本的压力下，开始上线一些机器臂，这可以替代一些工人。最后的镜头，是一些眼神似乎有些迷茫的工人的剪影。
关于技术，除去曹德旺美国工厂引进的机器人之外，云计算是这十年来，全球科技领域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创新之始，来自美国西雅图一家本是电商起家的企业亚马逊。亚马逊早在年就已上市，但二十几年来，在华尔街是一家卓尔不群的公司。这种卓尔不群，来自于公司的创始人，选择牺牲短期利益，摒弃外部噪音和压力，去做对客户，和对效率长期有利的事情。也是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云计算出现了。
云计算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背后，是亚当·斯密基于自身禀赋分工协作的思想。一家企业将多余的计算资源通过一些远程技术输出给其他企业并按照实际使用情况收取服务费。这个过程中提高了自身计算资源的利用率，被服务的企业，也降低了成本——他们不用自己建机房、买服务器，招聘运维人员。企业可以把精力放到自己更擅长的领域。当然，科技领域分工往往会引起一些失业，一些多余的机房不需要重复建造，运维人员要么增加自身的价值，要么失业转岗。
这种开放的思想也孕育在操作系统和算法当中。比如google选择将安卓系统和人工智能引擎tensorflow免费开放。前者像亚马逊河流一样孕育出一个巨大的手机APP生态，与封闭的苹果系统对立。后者，则使得人工智能部分普惠化。
这次疫情发生的过程，云计算中各类saas化在线协作工具，给突然到来的变化给了一些解决方案。因为病毒，物理上人与人是隔离的，但通过在线工具，不少人依然可以在网络上通信和工作。中国的企业用美国的Zoom软件开视频会议，海外不能上学的小学生，也下载了阿里巴巴的钉钉进行打卡学习。
今年3月上旬，美国疫情快速演变之时，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医学院科学家，医院的ICU主任，美国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和公共健康委员会主席近三百人，参加了一场线上视频会议。主讲方，是来自中国的三位医生：医院的彭志勇、医院的曹彬以及医院张文宏。组织者，则是美国投资机构喜马拉雅资本，和中国八点健闻的记者王晨。
虽然一些国家的航空线因为害怕病毒传播隔离关闭了。但在线会议系统像四五百年前的航海技术一样，把各个国家连接在一起。
技术，在大多时候是中性的。它如何作用于这个世界，取决于背后使用技术的人。对于有影响力的人来说，他（她）的思想和行为，会影响许多人。在民粹主义抬头时，是选择提高贸易壁垒还是降低关税，主动或被动切断产业链“自主创新”，还是选择在商业协议基础上协作？是持续研发拥抱云计算和开放API，还是通过垄断或者其他方式将自己暂时保护？在疫情发生时，是驱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还是在合理隔离的基础上保持人与物的流动？是把病毒叫做“武汉病毒”，还是召开国际性首脑会议达成分享合作？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在面对压力和不确定时，是在社交网络传播不信任和仇恨，还是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彼此。在技术可能引起生活改变的时候，是通过学习和适应提高自身能力，还是自我沉沦怨天尤人？
这背后，是价值观问题，也是能力问题。
这几年中美贸易摩擦中，最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企业应该是深圳的华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出生于动荡的中国内战，成长于意识形态至上的文革。让他在不惑之年后开创宏伟事业的，是当时中国最为包容开放的城市深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为很早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企业，是全球通信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促成了这家企业的成功。
华为强盛后，许多人开始研究华为的经营方法和经营哲学。其中广为盛传的，是热力学中的一个概念：“熵”。华为管理者认为，企业就像一个生命体，如果懈怠，不做功，不改变，就会像一个封闭系统一样，逐渐进入平衡和死寂。开放，做功，“熵减”，这是华为组织体不断实现进步的方式。因此，尽管华为在许多人眼里，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代表，但在华为内部，“自主创新”被任所批评。“因为‘自主创新’把华为变成了一个封闭系统”。从这可以看出，鸿蒙、麒麟等自主创新的技术，也许是企业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
有一种说法，“熵减”，也是生命之所以存续和发展的原因。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做功，部分肌体死亡和新生，这是一个个体、或者种族延续生命的方式。在随机游走和大部分死寂的宇宙，有时很难想象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在几亿年间，是如何演变出高度有序化的生命，甚至进化出思考自身存在意义的人类。在不确定中，尽管有过数千年的停滞，但似乎总有一种力量，把人类拉到一个不断提升，进步的轨道上。在这个轨道中，现代科技得以发展，文明得以传播，过去只有在贵族中存在的诸多奢侈的生活方式在普通人当中得以普及。也越来越多人在满足基本生活后，体会“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妙处。
因此，人类社会发展的几百万年中，尽管有过倒退和停滞，但总体方向，是不断开放和融合。在效率和公平的价值观角力中，发展在最后，还是占据了上风。因为只有发展，才能实现更高意义层面的公平，正如自律，才能实现更高层面的自由。
在这个过程，每一个普通或不普通人的选择的集合，决定了当前历史车轮的方向：是开放，还是封闭；是仇恨，还是信任；是为了维护自身短期利益选择“熵增”，还是站在长远的立场上做让世界更有效率和共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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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常升起
年，在李成才导演关于《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前期准备沙龙上，和王静前辈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她已经用天完成了地球九极的挑战，并出版了两本书。年，王静已经重新回到探路者做回一名企业家。企业家和登山者一样，要面对各种风险。她在《静静的山》一书后记中写到：“攀登，就是每天在不确定中做决定。”“探过路的人都知道，路由心生。”“人生就像攀登一座高山，能否达到目标，重要的不是你现在的位置，而你选择向哪个方向移动。”
以及，“大山教会我——学会在平和中做决定，才会平安无事。”
尽管在短周期中，我们面临变化和不确定。但变化中终有不变，比如，春天依旧来临，太阳照常升起。尊重理性和常识，认知事物的本质并拥抱变化，是一个个人或者说投资机构的本分。最后，用Sogou创始人王小川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一次冗长的思考分享：
未来无法确定，但生命始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