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易》作为东方智慧宝库，蕴含深厚的哲学思想，有利于现代科学发展摆脱枷锁实现新时期的转型。首先，从现代科学发展的困境揭示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思维认识存在诸多的问题；其次，《周易》的科学合理性旨在探寻《周易》科学本质特征与希腊科学理性不谋而合，与未来博物科学相互契合；最后，从《周易》蕴含全息特性的整体精神及其独特的认知方法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启示去阐释《周易》哲学思想是如何对现代科学发展起到思想突破的指引作用。
关键词：《周易》；科学合理性；希腊科学理性；博物科学；现代科学；启示
上古之书“宇宙魔方”演化八卦自西方近代科学从文艺复兴时期这片艺术土壤中诞生以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对理想世界的热衷探索、对科学语言的严苛规范、对公共理想精神的执着追求一度使得它成为近现代最具有影响力一种文化事业。[1]发展至今，现代科学给予人类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极大的改善和变化，但也随着现代科学快速发展态势的不断深化，暴露出现代科学发展的本质矛盾和内在原因，激起人们不断反思和揣度现代科学发展进路方向的异化性和单一性。从而致使科学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科学”思想观念，引领与指导二十一世纪现代科学走出误区，摆脱当下困境，实现现代科学的转型。与此同时，面对这个难题，从《周易》“万物一道”的整体精神对现代科学分科之学的思想启示、从《周易》认知方式即：“仰观俯察”、“类推演绎”对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思维层面的启示等层面给予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一个新的启迪。
一、现代科学发展面临的困境
从希腊理性科学诞生出的近现代科学发展至今，陷入了诸多困境之中。一方面现代科学对待自然世界的认识方法仍采用还原式的分析方法，以机械、分离的方式，认识和观察事物间微观结构和微观世界，忽略复杂性事物间整体与部分间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现代数理实验科学主要以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认知维度去归纳事物的内在规律，必然因认知方法和视角的局限而导致对事物真实本质的失真和误导。
随着西方机械论自然观的还原论思想影响下，使得近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逐渐破裂，现代科学步入征服自然的“力量型”科学之路，使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形成了门类众多、错综复杂、结构庞大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学科分化作为整体科学朝着分支科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形式，毋庸置疑的是，它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其独到的优势使得科学认识的对象更加清晰化、具体化，使得在缩小化的认识对象的范围中，认识的内容更加深刻了。它可以深入到研究领域、对象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各个功能、各个关系，这也正说明它是人类科学认识运动由粗略到精微、由表浅到深入的进步体现，也是技术理性下技术优势的体现。除了取得了对微观事物细化的认知进步之外，还建立了科学分化前后新学科与母学科之间的联系性。比如在新学科解决当前难题的过程中，常常借用母学科的概念、原理以及相关研究方法，借此搭起桥梁以满足课题研究的需要。[2]尽管如此，但这种分析方法仍难以真正认清客观对象的复杂性关系，忽略了自然事物间不同功能、不同层次之间存在的有机关联性。
从十九世纪实证主义诞生以来，西方科学就秉以经验实证作为认识和研究事物的主要方法。因此，数理实验科学，成为了西方现代科学的主体。数理实验科学以其严密的数理逻辑体系、大量的数据实验观察，力图用数据来实证科学理论，并在分析还原方法的指导原则下，主张把人和外在的客观世界两分。因此，现代数理科学总是以主体的人为起点，在削去人的主观想象的前提下尽量客观的认识和研究外部世界，尽量客观的记录实验对象的数据和变化规律，再用归纳思维推出实验对象的结论，由已知事实演绎未知事物的研究方法确实取得丰厚的科学成果。事实上，西方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惯用的逻辑思维方法即归纳—演绎法，思维方法本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作为建立在个别和一般辩证关系与一定因果关系基础上的归纳法，其所得到的结论往往是呈或然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前提并不必然地蕴含着结论。[3]因而，这种逻辑思维方法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归纳的可信度问题。而对于演绎法来说，归纳结论是作为演绎的前提条件，必须为真，才使结论为真，反之亦然。这也意味着，作为演绎为真的条件的归纳结论，其本身存在或然性的特征也必然使得演绎法亦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准。由此，对于事物的认识和探索，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所常用的思维研究方法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误导性。
二、《周易》的科学合理性表现
在当代，面对现代科学的困境，从中国智慧宝库——《周易》中寻找思想资源，显得极为迫切。而《周易》合乎内在性、目的性以及人文性的思想内涵与希腊科学精神不谋而合，同时又与西方的传统科学——博物科学的特性相契合，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以及合乎未来大科学观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近现代数理实验科学是脱胎于希腊早期的理性科学精神的产物。追根溯源，是在希腊理性科学的基础上，接替了希腊人以追求确定性知识的科学理想以及借助数学的逻辑工具，而发展成为近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4]因此，早期希腊科学精神呈现出三种本质特征即合乎逻辑演绎的内在性、合乎自由精神的目的性、合乎“自由-科学”的人文性。
其一，希腊理性科学在追求自然真理的过程中运用他们的数学天赋，对万物“始基”的自然解释不可避免的表现出一种内在逻辑演绎的解释路向，这种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自身”的过程体现出希腊科学合乎逻辑演绎的内在性，[5]而《周易》在认识和解释自然万事万物的过程中亦有其独特的数学演绎模型，如《系辞上》所言：“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神也。”在先天八卦数中又有“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说等等。
因而，《周易》不仅仅有其自身独特的数学工具，更主张天地万物是“周流六虚”“动而不息”的，要“唯变所适”。因此，《周易》之数在认识和解释自然事物的过程中，是跟随自然事物变化而随之变化推演的，且《周易》之“数”有两重性质，即一方面不仅可以当作一种特殊的“象”；另一方面可以当作一种特殊的“辞”。这也就是说，《周易》之数不仅仅充当为一种事物的象征、含义，同时还充当对一种物象的说辞与解释。概而言之，《周易》之数不仅可作为对自然事物定性表象的“意象”之数还可作为对具体直观的自然事物用以计量、定量的实测之数。由此可见，《周易》以数言象，以数阐理的方式体现出早期先民独具特色的数学运用和内在的思维推演形式。
其二，在早期希腊人眼中，务必强调科学最终目标是追求自由的理念，而这种自由的理性精神是不以实用和功利性为目的的一种科学精神，作为最高价值的自由就是目的性本身，这也体现出希腊先民对待知识的一种纯粹渴求和执着精神。而中国上古先民在《周易》中亦表现出一种传递真理与智慧的执着姿态，如《说卦》说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反映出，圣人创制《周易》之初的情状，以“生蓍”、“立数”、“演卦”、“推爻”的用《易》程序，其目的在于以此方式认识和解释自然事物的根本规律，体现出对自然事物之理、人生命运之变化的追求探索，也彰显圣人“设卦以尽其情伪”，教化万民，传播真理与人生智慧的拳拳之心。
其三，由于希腊人的科学在本质上属于自由的学术，使得科学成为希腊人的人文，并在自由与科学的人性理想下形成了一种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人文形式，处处体现希腊科学精神中的人文性。与此相同的是，《周易》亦是在“观天法地”的科学认知活动中体现出人文精神。面对周遭自然世界，上古先民以“仰观俯察”之姿“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并在这种科学认知过程中产生出对家国天下前途的忧患思想以及个人命运的人文关怀。如“吉凶与民同患”、“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等等。这也体现出《周易》对国家与个人命运浓厚的人文关切。
以上论述可知，《周易》与希腊科学的精神内涵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性，具备一定的科学性。除此之外，《周易》又与西方另类的科学传统即博物科学的本质特征有着契合之处。
对于西方博物科学而言，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博物科学正是与现代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立的一种科学传统，着眼于对大自然事物进行分类和宏观描述以及对系统内在关联进行研究的一门知识学问。[6]基于此，博物科学具备广博性、直观性以及对自然的切近性等特征。因博物学也可称为博物志，是对大自然的宏观观察与知识分类，因而，气象学、传统的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昆虫学以及生态学都来源于博物学。因此，博物科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更是一种重要的科学范型和研究传统。由此可见，博物学其含摄天学、地学、动植物学等等学科知识之广泛，具有最为基本的广博特性。在博物科学知识积累的阶段，基本采用最为直观的观察方法去获取信息，观察原则是以不改变对象的现存状况为前提，体现出直观特性。由于博物学是自然而然的知识，且有的是身边实用的知识，不可避免的与自然事物亲近、贴近，且是表现出以敬畏自然为原则的亲近自然，这无疑表明博物科学彰显出对自然的切近性。
与此相同，《周易》在原初观察事物的过程中，观物取象，设八卦以模拟万物之情状，囊括天地万物于八个卦象之中，以类万物之情，展现出一种符号系统的延展性和广博性。因先民在自然世界中为了洞察自然事物的本质特征，必然要采用最为原始和直接的方式来接近自然现象，故而以“仰观俯察”的直观观察方式去获得自然知识，体现了一种直观性。并在这种观察方式下“作结绳以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先民将学习而来的自然知识用以科学发明，以科学工具实现自身的生存生活，《周易》是从自然中观物取象获取新知识的，又从知识中创造生活日用，因此是极其贴近于自然原始的，体现其对自然的贴近性。
以上论述可见，从《周易》与希腊科学内涵的相似性可以看出，《周易》是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的，而现代科学的困境要想得以摆脱，生态危机得以缓解与消除，不得不以博物科学的精神去重新审视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周易》与博物科学本质特征的契合正说明《周易》能够给予现代科学发展以新的指导和思想引领。
三、《周易》对现代科学发展的启示
（一）从《周易》“万物一道”的整体精神审视现代科学的学科分化
面对西方现代科学分化这种以微观、渺观、分离事物的认知领域和形式，《周易》则是立足“万物一道”的系统整体以及与依据宇宙自然的全息特质思想相结合的形式综合认知和分析不同事物间的关系。
《周易·系辞上》说：“易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说：“易道，广矣大矣”，“广大悉备，有天道焉、人道焉、地道焉”而何为易道？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也正是立足于事物“阴阳对立统一”的“万物一道”整体思想基础上去认识“弥纶”于宇宙自然的事物之间的本质规律。不仅易道具备“广大配天地”的宇观认识视角，还具足“探赜索隐”的微观思想。如《系辞下》所言：“几者，动之微”“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几者即细微的事理，意在指明，事物的发展变动必有其细微的征兆，君子应善明事物隐微的征兆，刚柔的功益和效用，这样才能成为众人所恭敬的杰出人才；又说“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意在说明《周易》是通过彰著往昔的变故而察辨将来的事态，显示初微的征象而阐明事物幽深的道理。
以上论述可见，《周易》“至大”的宇观思想与“至小”的渺观思想统摄于“阴阳对立统一”的“万物一道”的整体思想当中，是故“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才能整体地、系统地含涉自然事物的方方面面而不致偏失，曲尽细密的探查到事物细微之理而没有遗漏。故而，唯有立足于这样的整体思想才能真正认识事物间的差异性，才可能真正认识宇宙万有的内在本质。[7]
于此同时，仅仅以“易道”整体思维的视角认识事物之间的差异和本质规律仍是不够的，作为《周易》整体精神极其重要的一个特质——全息性，才是《周易》把握不同类事物之间复杂的联系性的重要方式。在《周易》全息特性的整体思维模式下，认为宇宙自然万事万物都存在全息性，任何整体事物中某一个事物、某一部分都是或潜在地具有同源、同质和同构性，并在这种认知前提下，《周易》认为宇宙万有不存在不相关联的事物，换言之，任何事物都是相关联的，各种事物间的发展都是有其必然规律的。这也就意味着，风、马、牛亦是相及的。
《周易》依据事物间全息的特性去认识和把握不同类事物间动态联系性。从鸟的声音、落处、鸟巢被焚等等，联系到人的吉凶祸福，如渐卦九三爻辞说：“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旅卦上九爻辞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眺，丧牛于易。凶”小过卦辞说：“······飞鸟遗之高，不宜上,宜下。”再如，由枯杨的发芽，联系到老人的喜事；从雷声，联系到理财的亏本和捞本。大过卦九二爻辞说：“枯杨生锑，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爻辞说：“枯杨生毕，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震卦六二爻辞说：“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8]如此等等。
正是基于此，上述《周易》这种整体全息性的思维特性，把看起来不相干的异类事物关联起来，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取必要信息和不同启示，它往往能够把握现代科学思维所难以厘清的事物内在本质，这对于现代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即从贯于“天人”相分、以寻找各种事物不同质的规定性为目的的观点来看，是很难以理解的。现代科学已然发现，地球上任何生物的变化，都与地球本身的变化密切相关，而地球本身的任何变化都与人的吉凶祸福密切相关。如地震、火山爆发、飓风、海啸、暴雨、洪水……其前兆都能在种种生物那里得到信息。由此可见，《周易》全息性的整体思维善于立足整体的、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去认识和研究事物有机联系性与差异性，更善于捕捉不同类事物间的同源、同质以及同构性的信息特征。
（二）从《周易》的认知方式即“仰观俯察”“类推演绎”对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思想借鉴
面对现代科学赖以进行科学探索和发现的思维认识上的弊病，《周易》则从“仰观俯察”、“触类推理”、“直觉感悟”的认识方式来探索和把握自然事物，用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和解释人与自然界的认识需要。
《周易》以独特观察姿态和多维视角来认识和观察事物。正如《周易·系辞下》言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古圣先民以“仰”与“俯”的姿态观察大自然的万事万物，这种法天象地、仿效自然万物的认知方式，充分体现出古人对原始新奇事物的探索求知精神。通过“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将天地万物的征象囊括其中，形成无限动态的物象，以便于“俯察”万事万物之间的规律和同一性。《周易》在“仰观俯察”的过程中，其视角维度不仅在于上、下、远、近观还秉持中观的角度看待事物，如“大观在上，巽而顺，中观以观天下”，这正说明《周易》观象的认识方式不是平面地、孤立地观，而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运动的观，是一种辩证的观。正是由于“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变于阴阳”才能才实现“易与天地准”而能“弥纶天地之道”，才能知“幽明之故”、“*神之情状”。
由此可见，《周易》观察天地之象，阴阳之变的多维视角能够不泥于万事万物复杂多变的特性，以客观真实的多重视角记录和辨识事物间的区别和联系及其变化规律。这就给予现代数理实验科学观察对象的观察角度和层面以新的思考和启示。
《周易》可通过“触类推理”的方式认识和把握不同类事物内部之间的规律性。众所周知，现代数理实验科学大都是直接或间接针对实验对象进行数据采集、观测实验，进而归纳总结，形成对认识对象的客观把握的，是一种在同一类事物之间运用归纳、演绎的认知思维方法把握事物的。而《周易》却并不一定通过主体直接或间接接触客体形成基本认识，只要通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这“四营”卜筮过程，再辅以卦象、卦辞、爻辞进行推理和模拟事物的本质征象就可以判断事物间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运用“触类推理”，即“类比综合演绎推理”，来获得不同类事物之间的认识和信息。[9]例如，作为预测前提或公理的卦象、卦辞与爻辞，就其范式(标准结构式)来说，它是一般与个别、具体与抽象的统一。比如“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是用具体的事实对卦象的说明，“亨”是判断，指这一卦吉利。象和卦辞都可以作为前提，都属于“一般”，这便是一种“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演绎推理)。但从“履虎尾”这个前提推出一个与此事毫不相关的另外一件事物的发展规律，就不是现代数理科学所惯用的演绎推理了，而是个别与个别的关系，属于《周易》独有的“触类”推理范畴。[10]在《周易》这种综合型的推类-演绎思维模型下，可以给予现代数理实验科学认识非同类不同内部事物间的思维方法以新的启发与借鉴。
基于以上论述，《周易》独特的观察事物方式和多维视角层面、认知思维方法给予西方现代数理科学在认识自然真理和科学研究的视角、思维以及研究方法等层面提供某种认知模式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结语
现代科学发展所暴露出的本质矛盾和内在原因，激起当代人们不断反思和揣度现代科学发展进路方向的异化性和单一性。[11]从《周易》这部“科学”经典中汲取智慧，摆脱现代科学发展困境，给予现代科学发展的转型以新的思想启示。也就是说，力图实现从科学过去的分散、分科、局部领域的（专科）理论研究，走向大一统的（复合性）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探索；从层次细分的“还原论”观点，走向“整体论”“系统论”的综合归纳论的观念；从简单、线性系统，走向复杂、非线性系统的复合；从侧重物质层面的研究，走向生命、智慧层面的研究；从常规、宏观向微观、渺观、宇观等极端领域推进；同时，在现代科学的思维类型和科学思维方法上，使得逐渐走向自然科学和非线性的思维方法、理论自然科学和概率的思维方式、现代数理实验和实证科学思维方式以及自然哲学和直观形象思维方式四种思维层面的综合统一；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既追求经济效、社会效益，更追求生态效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逐渐会走向双向同时侧重且相互补充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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